地大新闻网讯（记者 陈华文）10月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给山东省地矿局第六地质大队全体地质工作者回信，对他们弘扬优良传统、做好矿产勘查工作提出殷切期望。我校有着“地质教育摇篮”的美誉，11月7日，学校刚刚举行建校70周年校庆。殷鸿福院士见证了学校的成立、发展和壮大。“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，对于全国地质工作者而言都是巨大的精神鼓励，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，我们要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贡献更大的力量。”他语气坚定地说。
激情岁月：服务地质找矿的“大先生”
1952年秋天，殷鸿福中学毕业后离开上海，考入当时刚刚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与勘探系（中国地质大学的前身），他也成为第一批进入我校求学的大学生。70年来，他始终秉承地质报国的初心，一头扎进地质世界里，攀登地质研究的高峰。我校还有很多像殷鸿福院士这样的师生，孜孜不倦地探究地质奥秘、为祖国寻找矿藏。一代代师生共30多万人，满怀豪情，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攻坚克难，为了自然资源事业，奉献青春、知识和智慧。
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。为了建设新中国，需要大批人才研究并开发矿产资源。培养专门地质人才则是当务之急。当时，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领衔成立筹备小组，1952年，由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等大学的地质系（科）合并组建了北京地质学院。
“学习地质又苦又累，在当时是冷门专业，但我还是坚决选择学地质，因为国家建设急需啊。”殷鸿福说起70年前的往事，仿佛又回到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。1953年5月26日，读大一的他，在《中国青年报》发表题为《正确选择志愿，使我学习得好》的文章：“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，感到幸福和自豪。”文章发表后，不料在全国青年中引起极大反响，很多像殷鸿福那样生活在城市里的高中毕业生，选择大学专业时，毫不犹豫填报地质类专业。
“成立不久的北京地质学院，办学的指挥棒就是培养地质找矿人才，所有的学科、专业、课程、师资和科学研究，都聚焦于此。以前是这样，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。”校长王焰新院士说。
为了支持国家尖端工业，建校初期就专门设立放射性稀有分散元素地质及勘探系，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放射性矿产地质找矿专家和核工业人才，为我国原子能工业体系建设做出了贡献。
在我校的历史上，有一批响当当的地质“大先生”，他们的专业能力、治学主张和人格魅力，深深地影响学校的发展。冯景兰是著名矿床学家，曾是西南联大教授。北京地质学院成立后，他任教于此，还参与新中国地质工作的全面规划，是响当当的“地质权威”。1957年，他入选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（院士）。历经新旧两个时代的他，深知矿产资源在国家建设中沉甸甸的分量。他把地质人才培养和地质找矿相互结合，年过六旬的他，还带领青年学生奔赴黑龙江、辽宁、吉林、甘肃等地，开展金、铜等矿产的成因理论分析，提出“封闭成矿”的概念。精准而实用的找矿理论，在矿业开采中发挥巨大作用。
在强大师资阵容中，矿床地质学家袁见齐院士，十分重视地质实习在青年学生培养中的作用，他对学生们“约法三章”：毕业实习、毕业论文要与地质找矿工作紧密结合。同时，他作为中国盐类矿床研究的开拓者，在地质界享受盛誉。20世纪50年代，他与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共同组建盐湖调查队，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发现了察尔汗盐湖矿床，由此，柴达木盆地的钾盐开发拉开序幕，为西部资源勘探开发做出了深远的贡献。
和很多在地质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人一样，杨起院士年轻时就树立了学习地质专业的志向，他曾在西南联大读地质专业，后从事地史古生物教学与研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急需勘察开发煤炭资源，于是他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煤田地质及勘探专业。为了这个专业体系化和规范化，他率先开出“煤田地质学”和“中国煤田”等专业课程，编写的《中国煤田地质学》，是煤田地质领域的开山之作。“人活着要讲奉献”。这是经常对青年学生讲的一句话，而他的学生，很多都成为专业研究骨干，有的成为煤炭企业高管。
类似这样的地质“大先生”故事，在学校还有太多太多，我校曾经出版《地苑赤子》，书中多有记载。地质“大先生”们都有个共同点：无论在哪个时期，完全不计较个人名利，一心扑在地质教学与研究中，并且都是一辈子。
跋涉山河：地质报国征途上的“先锋队”
地质工作需要常年在野外跋涉，在自然界中经常会面对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。但是，我校的师生们，甘当地质找矿征途上的“先锋队”，不管是在改革开放前，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，都豪情满怀地跋涉在崇山峻岭、高原戈壁，他们以顽强的意志，战胜各种困难，服务地质找矿事业。
赵鹏大院士1983年—2005年任我校校长，也是中国校长任期最长的校长。1960年，28岁的赵鹏大晋升为副教授，并首次招收矿产普查与勘探学研究生，当时他是学校最年轻的研究生导师。1963—1966年，他患上了严重的膑骨软化症，疼起来有时候不能正常行走。而就在这三年里，他每逢暑假，忍着身体的疼痛，带领青年学生辗转到云南个旧锡矿区，开展定量预测和找矿研究，服务采矿生产，并逐步创立了矿床统计预测学科，提出了地质异常及“三联式”矿产定量预测理论和方法体系，获得了国际数学地质协会最高奖——克伦宾奖章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赵鹏大院士作为学科带头人的矿产普查与勘探学科，于1988年被评审为国家级重点学科。这为学校后来跻身全国“双一流”高校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很多经赵鹏大院士培养的学生，逐渐成长为地质找矿领域的学科骨干。
吕新彪教授带领的金属矿产成矿理论与勘查方法研究团队，近十年来先后承担科技部、中国地质调查局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质勘探项目20余项。在新疆地质找矿中，近年来提出了找矿新方向和找矿靶区，为铜镍矿找矿突破提供了科学依据。夏庆霖教授带领的矿产资源定量勘查与评价团队，在战略性矿产资源地质异常识别提取与矿床谱系构建、覆盖区及深部找矿预测、非线性模型地质应用等方面，也取得系列创新成果。
野外地质勘探中，老师们和学生同吃住，一起面对困难、挑战困难。吕新彪说，有一次，他带着2个学生在新疆野外做地质调查，突然遇到超强沙尘暴，躲到一条小沟里，把头用衣服包住，3个人差点被黄沙埋了。他们整整花了2个小时，费了很大力气才得以脱险。夏庆霖回忆，一年夏天，他带着学生在云南个旧做野外路线调查，途中遇山洪暴发，洪水顷刻间阻隔了道路。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，师生们在判断洪水暂不会上涨后，手拉手在齐腰深的河床里向前摸索。淌水过河时，还要保护好地质仪器和野外记录薄。
围绕地质找矿，我校有一大批专家学者努力攻关。郑有业教授30多岁就在西藏地勘单位挂职工作，后来也主要从事西藏地质找矿研究。他牵头的青藏高原成矿规律与固体矿产勘查评价研究团队，多年来在雪域高原，冒着高寒缺氧等多重艰难险阻，重点围绕化探异常评价的多解性与不确定性、找矿弱信息提取、矿床定位预测的理论与技术开展研究。
近年来，他和研究团队成员在揭示成矿规律、确证新矿带、找矿新类型、发现新矿床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，带领团队与勘查单位合作，先后发现与评价了我国规模最大的铜矿驱龙以及朱诺等超大型矿床5处，其潜在经济价值达1万亿元以上。郑有业和其他地质工作者的艰辛努力，改变了我国铜、锑、金红石等资源分布格局，为我国最大的铜多金属资源战略接续基地的建立做岀了突出贡献，提升了我国战略性矿产的保障能力，对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
郑有业在野外地质工作中，也培养了很多学生。我校青年教师陈鑫，就是其中一个代表。他读研时就跟随老师“跑野外”，练就了一副“铁脚板”，谈起在青藏高原地质找矿的情景，他激动地说：老师们在野外地质工作中都是“拼命三郎”，他们的工作态度和精神，鼓舞着我们年轻一代的地质工作者。
学校与自然资源事业紧密结合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。当前，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号角已经吹响，这对学校而言迎来了全新的机遇。校长王焰新院士说：“我们要心怀‘国之大者’，坚守地质初心，强化人才与学科特色，矢志科技自立自强，应变行业转型，争做服务自然资源事业的时代先锋。”
山盟海誓：地质人才培育与研究“攀高峰”
为了培养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、以找矿立功为荣、以艰苦奋斗为荣的优秀人才，我校高度重视实习实践教学，专门在北京周口店、河北北戴河、湖北秭归和巴东，建有4个专门的野外实习基地。每年暑期，近5000名青年学生这些基地开展不同类别的实习。“野外实习实践教学不仅培养学生的专业动手能力，还能提升学生对地质类专业的求索兴趣。在山河怀抱里探索地质、研究地质，对于学生而言这是最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。”校党委书记黄晓玫说。
优秀的地质人才，是地质找矿事业的前提和基础。我校龚一鸣教授，作为首批“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”地质学教师团队的负责人，在教学中用足了功夫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他毕业留校不久，为了讲好《世界地质》中的6节课，认真听前辈的讲课录音磁带，做了200张读书备课卡片。后来他主讲《地史学》课程，一讲就讲了30多年。为了课程与国际接轨，不仅开展双语教学，还组织专家老师们编写优质的教材。野外实习教学中，他作为全国模范教师，没有一点架子，时常满头大汗走在最前面，对于任何一个地质现象，不仅认真讲解，还讲得生动有趣。“只有为人师表，方能教书育人。”他常常用这句话鞭策自己，同时也影响和激励着身边的同事。
在地质人才培养中，我校重视人才梯队的建设，涌现出很多成就突出的人才梯队，在业界传为佳话。“全国最美教师”殷鸿福院士，曾几十年年如一日地坐地质研究的“冷板凳”，先后倡导和发展了古生物地理学、生态地层学、生物成矿学、生物地质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，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。而他的学生童金南教授，是他的首个研究生。童金南为了给其他青年教师腾出科研空间，曾主动在地下室办公。在简陋的环境中，他孜孜不倦探索地球生命演化之秘，带领的重大地质突变期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研究团队，先后获得教育部创新团队和国家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资助。
童金南的学生宋海军，读大学期间用两年的时间研究近6000个有孔虫化石标本，在此基础上，凭着《古、中生代之交重大地质转折期有孔虫的灭绝过程》成果，获得全国大学生“挑战杯”特等奖。如今也成为教授的宋海军，指导的学生王奉宇，大二下学期就从事腕足动物研究，考察行程上万公里，发现早三叠世腕足动物新物种化石，填补了生物大灭绝后腕足动物的演化空白，并将腕足动物复苏时间证据提前约300万年。2018年，他获评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。
基于地质教育与研究的需要，我校在办学当中催生出登山运动。多年来，我校为国家输送了大批登山健将，被誉为登山界的“黄埔军校”。我校的登山运动与地质科考紧密结合，仅在2012年—2016年，师生们就成功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并徒步南北极极点，每一次登山科考，师生们都采集到珍贵的地质样品，供后续的科学研究之用。今年4月30日，陈刚教授与儿子陈李昊，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。在这次登山科考中，他们采集了大量冰样、雪样及植物、岩石标本，同时，还进行高精度高山测量和冰雪覆盖深度探测试验。
70年来，在深山峡谷、在戈壁荒原、在江河之畔、在群山之巅、在茫茫大海，都留下了我校师生披荆斩棘、勇攀地质高峰的足迹。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，学校充分释放专业能量，服务美丽中国、宜居地球建设。校党委书记黄晓玫说：“全体师生要赓续为国找矿、地质报国的红色基因，脚踏实地、攻坚克难，谱写新时代服务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。”
